广东揭阳采集的两件手斧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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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广东揭阳采集的两件手斧石器
邱立诚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邓聪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20 世纪 80 年代,揭阳市博物馆在文物普查中发现一批古代遗存,并采集到许多具有考古
价值的遗物,其中有两件打制石器是由揭阳市博物馆吴道跃先生分别在揭东县埔田镇车田村马头
和新亨镇硕和村老鼠山采集。这两件石器发现地点不同,但制作技术风格与特征相同。本文作者
之一邱立诚与中山大学曾骐教授在进行“榕江流域史前期考古学研究”课题时,在揭阳市博物馆的
藏品中看到这两件石器标本,正欲对标本所在地作进一步考察时,吴道跃先生不幸突然辞世,致
使这两件石器标本的具体发现地成为永久的谜团。然而,这两件石器标本毕竟有着特殊的考古意
义,虽曾作过简单报道(1),但为引起考古学界及更多学科学者的重视,本文对其作进一步的
研究。
一、发现概况
揭东埔田镇车田村马头岽位于揭阳市城区(榕城)北面 11 公里处,马头岽是一座高约 80
米的山岗,山势呈东西走向,长约 300 米,山梁宽约 50 米,南北两侧较陡。北面与宝山岽、金
鸡岽相连而成群山起伏,山的西面是东南———西北走向的山间盆地,有车田河自北而南流经,
河的西面即为车田村,该村现有 5000 多人,属于较大的村子。马头岽曾采集到商时期至战国时
期的陶片,从遗物的形态看,其风格与采集的一件打制手斧石器距离甚远,无疑是不同时期的遗
物。
新亨镇硕和村老鼠山位于揭阳市城区(榕城)西北面 13 公里处,马头岽在其西面,两者相
距 8 公里。老鼠山是一座独立山体,东西向,高约 60 米,长约 500 米,山梁宽约 100 米,山的
西南面是宽阔的盆地,北面 300 米处的汕梅高速公路经过,东、北面不远处为群山起伏的山岭。
老鼠山的北端被汕梅高速公路取土时挖去大部,现仅存南坡。据试掘观察,有 3~5 米的坡积土
层,属网状红土,其下为第四纪风化土层。在这里曾采集到商周时期的陶片和磨制石器。采集的
一件打制手斧石器,其石质、器形特征与马头岽的打制手斧石器致为相近,应属同一时期的遗物,
而陶片、磨制石器属不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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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器标本形态描述
老鼠山采集的手斧石器(标本新老采:1),器身上的破裂面未遗留有正面剥离痕(positive
scar),因此较难判断此石器是否由石片素材加工而成。但按器身下部较厚的状况推测,这一
边很可能是原石片的台面部分。器体经精致两面的加工。图二 1c 可见由交互剥离技术形成之字
状的锋利刃部;图二 1a 展示器身纵轴两边位置,尚可见部分古老阶段的剥离面;图二 1a 展示左
右两面对向的加工剥离痕,剥离直径约 3cm 左右,是一种整形性加工。边沿的剥离直轴约 1cm,
有些是刃部夹角的修整,亦具有修整台面的意义。图二 1a 左边沿有细微的调整,保留有清楚的
打击点。图二 1b 左边相对保留较少打击点痕迹。器身上的尖端被调整成较钝的尖锋。器长 9.7、
宽 7.0、厚 2.9cm(图二:1;图三上)。
马头岽采集的手斧石器(标本埔车马采:1),器身下部已残断。图二 2a 可见保留有较平滑
的自然面,估计原石是来源于河床的砾石。图二 2b 可见原石片的腹面,可以肯定此石器为石片
的素材。图二 2c 显示较陡直的刃沿。器身下半由于折断而破裂,折断面的边沿破坏器身下半部
相接所有的剥离面。从石器 a、b 两对向剥离痕显示,可区分出整形性加工与刃角夹角调整两种
痕迹,可能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加工工具。残长 9.5、宽 8、厚 2.4cm(图二:2;图三下)。
上述两件石器石料都是良质的燧石,类型学上均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手斧。与法国手斧分类中
Subcordiforme 相近。(2)
三、讨论
手斧(hand-axe)是旧大陆旧石器时代初期阿舍利文化(Acheulean Tradition)代表性的石器。
其分布范围东至印度,西达英伦,包括整个非洲、近东及西欧大部份的地区。最早的阿舍利文化
起源于非洲坦桑尼亚奥多维遗址(Olduvai Gorge)EF-HR 及 MLK,年代距今 140 万年前。阿舍
利文化相对应人类化石是直立人(Homo erectus)的面世,取代了前一阶段的能人化石(Homo
habilis)。阿舍利的手斧是经两面加工修整而成,器形平面呈杏仁、心脏、椭圆以至三角形等形
状,一般器身下面留有若干原砾石的自然面。迄今所知东非手斧在 140 万年前出现后,一直延续
到晚更新世。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即莫斯特的阿舍利传统(MTA)中,尚可见很精致的手斧
(3)。甚至到了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偶尔仍可见小型手斧的存在。
从十九世纪欧洲特别是巴黎盆地,就发现不少典型的手斧。二十世纪初旧石器考古学者就意
识到法国手斧,并非是全世界都共有的石器。在步日耶(Breuil)及德日进(Teilhard)等的影响
下,美国考古学家莫维士于 1944 年发表著名平行两种文化假说(Parallel Phyla Hypothesis),
认为早期旧石器时代,世纪存在两个技术传统不同的文化圈,一个是砍斫器文化圈(The Great
Chopper-tool Complex),包括亚、南亚巴次大陆北部;一是手斧文化圈(The Great Hand-axe
Complex),包括全非洲、欧洲的南、中、西部以及中东和印度半岛(Movius,1944,1948)(4)。
莫维士的理论影响深远,究竟包括中国在内东亚地区是否不存在手斧?这一直是我国考古学界很
关心的问题。尤其是近年人类起源于非洲学说大行其道,直立人从非洲扩散至东亚大陆已成为当
前学术界最受注目的学说。如果中国地区早期直立人是来源于西亚洲大陆,那么什么原因令他们
进入东亚以后,就放弃了原有阿舍利手斧的传统呢?或者我们可以发问,东亚地区是否在旧石器
时代就从来没有过手斧传统呢?在过去差不多一个世纪内,东亚地区报道发现手斧出现过两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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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潮。一次是发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山西的丁村遗址;另一次出现在七十年代南朝鲜北部
的全谷里遗址。
一九五四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贾兰坡主持发掘,其后材料由裴文中等编写成
《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5)。发掘者贾兰坡根据丁村资料在 1956 年《科学
通报》上,发表了《在中国发现的手斧》一文(6)。但据 1965 年发表裴文中记述,他在丁村遗
址发现后,曾将发现石器的照片,寄示老师步日耶请教。步日耶回信中认为丁村出土两面修整石
器是晚期阿舍利手斧(7)。可惜在此后步日耶不久便逝世,没有直接接触过丁村石器的标本。
裴文中在 1958 年丁村报告书中,没有接受步日耶的意见。他把丁村相关石器订名为砍砸器、厚
尖状器、小型尖状器等,其中一件原报告图版Ⅺ及Ⅻ的石器,被订名为似“手斧”石器,据谓由丁
村东约 5 公里的沙女沟地面上采集。裴氏认为“从外形上看它很象在西欧各地所发现的旧石器时
代初期的手斧一类的石器。……这样的石器在我国是第一次发现。”后来这件石器一直被引用作
为中国发现“手斧”最典型的标本。其后主张中国拥有手斧传统的黄慰文先生称这件石器为“中国
境内第一件手斧”(8)。然而,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在山西学习旧石器期间,原山西考古
所副所长王向前先生曾面告笔者,他在山西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里,发现了大量打制石斧的毛
胚,其中不少石斧毛胚就与上述所谓丁村“中国境内第一件手斧”形制相当一致。丁村这件似“手
斧”石器既出于表采,就不具有决定性科学的意义。山西旧石器权威学者王建在写《中国大百科
全书》丁村遗址一段中提及“手斧只有一件采集品”(9)。但如上述王向前所述理由,连这一件“手
斧”都被否定了。丁村是否出土过手斧石器呢?据本文作者之一邓聪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山西
考古所直接接触的印象,各地点出土石器中确有一些两面加工的石器,如丁村报告原书图版Ⅲ、
Ⅶ及ⅩⅤ的几件石器,在国外有些学者如加藤晋平(10)及加藤真二(11)都提及这是手斧石器。
笔者认为其中原书图版尤以ⅩⅤ石器与宽刃手斧(Cleaver)也很相似。裴文中在丁村报告书中,
把众多不同地点的石器群混在一起报导。丁村同一地点如 54.98 最少包涵有几层不同文化的堆
积。迄今丁村出土很多的石质废片仍未有全面的公布。严格来说我们对丁村石器群早晚演的轨
迹,仍未能很好的掌握。因此,纵使其中有若干丁村石器类似手斧,但究竟如何把这些石器区别
于石核以外的范围,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何况华北旧石器时代也没有莫斯特文化的迹象。
目前情况没有很多积极的证据,让我们可以把丁村石器与西方阿舍利手斧石器群相提并论。总的
来说,斐文中先生原来对丁村石器群的意见,仍是比较稳重可靠的。
东亚地区旧石器考古掀起第二次手斧热潮的是韩国京畿道全谷里遗址。1978 年美军军人 Gr
eg Bowen 在全谷里发现手斧类石器后,通告当时汉城大学金元龙教授。金教授汇同岭南大学郑
永和对遗址进行调查采集研究(12)。郑永和曾在法国 Bordeaux 大学世界旧石器权威 Francois
Bordes 门下专攻旧石器,可以说是韩国旧石器考古第一人。郑在全谷里发现后,亦曾将出土石
器寄示 Bordes.Bordes 的回信同意全谷里出土石器中,具有阿舍利手斧。按郑永和的研究,全谷
里石器主要为石英岩制,原砾石大多采自河床。石器包括手斧(Biface)中多种的类型,如枪形、
椭圆形、宽刃(Ficron,Lancéolé,Amygdaloide,Limande,Ovalaire,Micoquien,Hachereaux)等。郑氏
提出全谷里文化(Congoknian Culture),认为全谷里文化具有阿舍利手斧石器的特征(13)。
其后,韩国学术界集合了汉城大学、岭南大学、建国大学、庆熙大学、国立博物馆和文化财研究
所组成几支考古队,在全谷里进行几次发掘工作,并出版了大型报告书(14)。一九八七年邓聪
曾随建国大学崔茂藏教授参观了该校在全谷里发掘的地点。据崔茂藏教授的面告,几队考古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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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谷里发掘出土的石器,都缺乏典型的手斧石器,代之更多是砍砸器及石片等。崔茂藏教授更把
全谷里石器与欧洲莫斯特文化对比。近年来全谷里遗址的研究有了很多的新发展,对全谷里遗址
出土石器的年代,学界争议有相当大的差异。数年前邓聪承好友汉城大学李鲜馥教授的面告,全
谷里石器群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未段,即距今 4.5 万年前,在此遗址上部亦曾发现过 2.5 万
年前从日本而来的火山灰(15)。目前学术界对全谷里遗址年代从 40 万年前到 4—5 万年前的说
法,各持己见。一般估计全谷里遗址的基盘岩层年代估计在 30 万年前左右,但对出土大型石器
的文化层,由于缺乏动物化石及可测定年代的标本,目前年代仍是争论不休。此外,在全谷里遗
址以外,最近在金坡里、舟月里、佳月里、元当里等临津江流域,亦发现不少与全谷里石器群相
似的遗址(16)。邓聪所见这些遗址采集的石器中,确实有一些与西方手斧石器相类似的东西。
美国旧石器研究权威者 J.Desmond Clark 在参观全谷里石器后亦指出,全谷里石器并不表现典型
阿舍利文化特征,反而与非洲“Sangoan facies”重型石工具有相似之处,年代在旧石器时代前期
到中期的阶段(17)。目前全谷里石器群在年代上未能有更确实的认识,石器类型学上该遗址发
掘出土石器亦不包涵典型手斧石器。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应接受的事实。把丁村和全谷里两者的研
究比较,两遗址主要研究者裴文中和郑永和,均拜师于法国旧石器研究最高权威的门下。步日耶
与 Bordes 先后分别指出,丁村与全谷里石器与阿舍利手斧文化相关。裴文中并没有接受步日耶
的意见。郑永和却接爱 Bordes 的提示。裴、郑两人学术背景相似,而反应完全不同,这是很值
得探究的现象(18)。目前旧石器考古学界一般没有接受丁村与全谷里的石器群与阿舍利文化的
关系。
此外,在东南亚地区有两处地区亦曾经报导过发现手斧石器。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越南 Th
anh Hoa 省度山遗址发现过数以千计的大石片及手斧石器(quasi-bifaces)。但八十年代后越南
考古学院阮克史同遗址发掘显示,这里很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器时代的石器工场(19)。
另一处近年由黄慰文先生所提倡广西百色的手斧石器,曾在世界著名《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南
中国百色盘地中更新世阿舍利型石器工艺》(20)。几年前邓聪曾访问过百色遗址,在博物馆所
见百色采集的石器中,就混有不少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平文化的苏门塔腊式石器(21)。从石
器类型学上,如黄氏发表于《科学》287 期封面上所刊载两件被称为手斧的石器,器身上就没有
一般手斧常见丰富加工的疤痕,究竟这些石器是否是一种生产石片的石核,亦不无疑问。这需要
我们今后把百色发掘出土的石器,更全面的公布。
四、结语
东亚地区并非没有手斧石器群。蒙古人民共和国就出土过阿舍利的手斧石器。在 Okaladnik
ov 与 Derev’anko 的努力下,蒙古迄今发现数百处石器时代的遗址。其中 1987 至 1989 年发掘的
Tsagan-Agui 洞穴遗址,堆积三米多深,出土一件相当典型的宽刃手斧。发掘者 Derev’anko 认为
这里的石器与阿舍利文化相当(22)。1990 年邓聪在新西伯利亚民族考古研究所内,直接接触
过上述 Tsagan-Agui 洞穴出土的宽刃手斧,并做了详细的实测图。东北亚洲北部如阿尔泰等地区,
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就可见有强烈莫斯特石器文化的传统(23)。阿舍利与莫斯特文化往往相继相
承。因此在这里一带出现与西方阿舍利文化相类的手斧石器,是很可以理解的。
广东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很丰富。过去在独石仔、黄岩洞以及最近牛栏洞等遗址,均出
土不少以河砾石制成供刮削或砍砸的石核石器,其形制风格与越南何文?所倡导的山韦文化(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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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Hoa Son Vi)很接近。按目前岭南旧石器文化的发现来看,并不存在手斧石器的工业技术传
统。本文中所显示粤东揭阳发现的这两件燧石两面修整石器,从石器器形正面形状、刃沿及修整
技术,都与笔者在欧洲所见到的典型手斧相当一致。从石器类型学说,这种手斧石器,虽来源于
揭阳两个不同的地点,但标本形态基本相同,风格一致,是同一石器工业技术之产品。究竟属于
什么时期的文化产物,当然是很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注释:
(1)邱立诚等:《广东揭阳先秦遗存考古调查》,《南方文物》1998 年 1 期。
(2)Gabrial camps,“Manuel De Recherche Prehistorique”,(Doin Editeure,Paris,1981),
p63.
(3)Derek A.Roe,“Acheulean Traditon”,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rchaeology,(Ne
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2.
(4)Movius,H.L.,“Early Man and Pleistocene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Papers of t
he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19(3),1944.
(5)裴文中主编:《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
58 年)。
(6)贾兰坡:《在中国发现的手斧》,《科学通报》1956 年第 12 期,页 39—41。
(7)Pei,W.C.,“Professor Henri Breuil,Pioneer of Chinese Palaeolithic Archaeology an
d Its Progress after Him”,Diputacion Provincial de Burcelona,Instituto de Prehistoria Y Arqu
eologia,Monografias,ⅩⅤ.
(8)黄慰文:《中国的手斧》,《人类学学报》第 6 卷 1 期(1987 年),页 61—68。
(9)王建:《丁村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书出版社,19
86 年),页 93—94。
(10)加藤晋平:‘日本人はどこから来たか———东アジアの旧石器文化’(东京:岩波书
店,1988 年),页 92。
(11)加藤真二:“丁村遗迹群”,‘旧石器考古学辞典’(东京:学生社,2001 年),页 113。
(12)金元龙、崔茂藏、郑永和:《韩国旧石器文化研究》(京畿道: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1981 年)。
(13)郑永和著、大竹弘之译:“韩国全谷里遗迹”(上),‘旧石器考古学’第 28 期(1984
年),页 91—113。“韩国全谷里遗迹”(下),‘旧石器考古学’第 30 期(1985 年),页 135—1
54。
(14)文化财管理局文化财研究所:《全谷里遗迹发掘调查报告书》(韩国:文化财研究所,
1983 年)。
(15)李鲜馥:“韩国の先史时代人研究における最近の进展”,‘“东アヅア.极东の土器の起
源”———绳文文化の源流を探る予稿集’(日本:东北福祉大学,1995 年),页 61—75。
(16)[裴基同著,黄昭姬译:“韩半岛の前期.中期旧石器时代”,‘旧石器考古学’第 62 期(2
001 年),页 1—10。
(17)Clark,J.D.,“Report on a Visit to Palaeolithic Sites in Korea”,《全谷里遗迹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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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书》(韩国:文化财研究所,1983 年),页 594—598。
(18)邓聪、盖培:“中国旧石器研究の新动向———旧石器遗迹群の编年について”,‘考
古学ヅヤ—ナル’第 283 期(1987 年),页 5—11。
(19)Bui Vinh,“The Stone Age Archaeology in Viêt Nam:Achievement and General
Model”,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94,Vol.I(Hull:Centr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1998),pp.5—12.
(20)Hou,Y.M.,Potts,R.,Yuan,B.Y.,Guo,Z.T.,Deino,A.,Wang,W.,Clark,J.,
Xie,G..M.,Huang,W.W,“Mid-Pleistocene Acheulean-like Stone Technology of the Bose Ba
sin,South China”,Science,Vol.287,No.5458(2000),pp.1622 —1626.
(21)邓聪:《环珠江口史前考古刍议》,《环珠江口史前文物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
版社,1991 年),页 xi-xxvii。
(22)Derev’anko,A.,“Human Occupation of Nearby Regions and the Role of Populatio
n Movements in the paleolithic of Siberia”,The Paleoithic of Siberia:New Discoveries and In
terpretations(Urbana&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8),pp.336—380.
(23)白石典之:“モンゴルたおける旧石器研究の现状と课题”,“旧石器考古学”第 47 期
(1993 年),页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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